2例如胡锦光教授提出其对我国宪法所确立和规定的违宪审查制度，有一定的完善和发展作用，参见胡锦光:立法法对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发展及不足，《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第5期，第7页。

在很多情况下，认真听取来自被补偿者及其他利害关系人的要求，将有助于确认和判断公共利益做到合法、合情、合理，故而应当建立健全有效倾听和切实回应不同声音和诉求的沟通互动机制。该要件的适用需要跟其他要件相结合，并且只有在进行过程性裁量判断的基础上才能完成合乎目的性的统制。

在推进确认公共利益的需要科学合理化的过程中，应当既注重扩大综合裁量判断要素的范围，又强调整备筛选确认各种要素的实现方式和方法。要使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真正名副其实，不仅要对行政许可所形成的既有法律关系和事实有充分把握，而且还要比照所把握的现实，对变更或者撤回该项许可将会带来怎样的结果以及有什么应对策略作出预测。进入专题： 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从行政许可法的上述规定不难看出，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是不可以独立适用、更不可以随意套用的不确定法律概念。许可主管部门应当运用好撤回权的保留等附款，为实现高质量的许可及许可的变更或者撤回夯实基础。

(window.slotbydup = window.slotbydup || []).push({ id: u6927290, container: _8uh0i7n5px8, async: true }); 文章来源：《检察日报》2019年6月26日，第7版。必须充分认识到各种各样的摩擦或者纠纷有时候是难免的，而任何摩擦或者纠纷都属于成本甚至是高昂的成本，故而建立健全预防和应对机制便成为适用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这一要件的必要前提。据此，该强制拆迁行为被法院确认违法。

[20]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究竟如何认定，焦明君、鲁昌松认为，这里涉及到举证责任的分担问题。《行政诉讼法》（2014）实施之后，因该法第74条第1款第2项引入了程序轻微违法和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两个概念，且最高法院《行诉解释》第96条又对程序轻微违法作出了司法解释，故引发了行政法学界围绕程序轻微违法、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等相关概念理解与适用的讨论。在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原则上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行政行为。（三）未尽程序通知义务 判例1. 彭淑华诉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政府工伤行政复议案。

法院认为：本案中，被告在无法邮寄送达和直接送达的情况下，并未按照上述民事诉讼法关于送达的规定，进行留置送达或公告送达，应认定被告未依法送达行政复议有关文书，致使被告在未听取直接利害关系人鲁信公司意见的情况下即作出对其有重大不利的行政复议决定，违背程序正当原则，构成违反法定程序，依法应予撤销。不过，国家立法机关在《行政诉讼法》修改过程中认为，考虑到正当程序是一个学理概念，司法裁量空间过大，对行政机关要求过高，鉴于程序观念本身在逐步树立的过程中，立法不宜步子太大，应循序渐进，故在《行政诉讼法》（2014）中没有作出规定。

[64]但在行政诉讼法的框架内，这并非当然。[27]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9年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433-436 页。（2）适度关照行政效率。[65]如何评判此事，的确令人纠结。

[11]自1998年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案以来，这个观点可以说也已经成为一种通说了。有一种观点认为，对于《行政诉讼法》第70条正确的理解应当是，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行政行为应当一律撤销，但行政行为属于轻微违法，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人民法院可以不判决撤销，而是判决确认该行政行为违法。[27]判决结果：确认违法（被告自己撤销处罚决定，但原告不撤诉）。4.在撤销并责令重作判例中，权利保护的司法审查价值取向并不显著，避免双重危险的制度性保障仍显不足。

从此案中我们可以看到，法院认定行政处罚决定无效的依据是《行政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对于‘法定程序中的‘法，不能限于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行政程序，也属于‘法定程序。

[29]判决结果：撤销并责令重作。进入专题： 违反法定程序 司法审查 。

被告乡政府在婚姻登记程序上存在瑕疵，虽然影响对婚姻状况判断，但不足以推翻既已领取结婚证而产生的法律效力。作为确认违法判决要件之一的程序轻微违法，从法解释学上看它属于不确定法律概念。法院认为：寿光市政府对供气行业依法实施特许经营，决定收回上诉人燃气经营区域授权，应当告知上诉人享有听证的权利，听取上诉人的陈述和申辩。[18] 参见高宏亮：审慎治愈：行政程序轻微违法的司法审查与矫正，载贺荣主编：《深化司法改革与行政审判实践研究》（下），人民法院出版社2017年版，第1594页。相关学术观点整理如下：? （1）程序轻微违法。综合上述分析，本文可以获得如下几个结论： 1.对违反法定程序的理解与适用，法院继续延续2008年之前判例形成判断框架，未见发展出新的判断标准，但判决方式选择有随意性现象。

[40]判决结果：确认违法（事实行为）。同时，他对最高法院《行诉解释》中提出的重要程序性权利和不产生实质损害两个程序轻微违法的识别标准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论述。

其二，由此，在上述6个确认违法判决中，适用确认违法判决大多并不取决于被诉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而是被诉行政行为本身的性质等因素，如事实行为、内容不具有可撤销性等。但是，在被诉行政行为程序违法之下，行政相对人要证明其人身、财产所有受损害事实是十分困难的，有时甚至没有法定损害。

最高法院《行诉解释》（2018）第96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且对原告依法享有的听证、陈述、申辩等重要程序性权利不产生实质损害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程序轻微违法：（1）处理期限轻微违法。在最高法院公布的17个判例中，祝东勇诉辽宁省西丰县陶然乡人民政府婚姻行政登记案是法院唯一以被告乡政府在婚姻登记程序上存在瑕疵，虽然影响对婚姻状况判断，但不足以推翻既已领取结婚证而产生的法律效力为由，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判例。

[62]进而言之，在《行政诉讼法》（2014）的法律框架下，最高法院对程序违法司法审查的价值取向，并非只能是该法律框架在现实中的投影。如在日本行政法上，瑕疵轻微，或者即使予以撤销，其结果将是行政厅重复作出同一处分，均属这种情况。（1）就文义解释而言，轻微有不重要、程度轻之意，相对于轻微情形的另一端则是严重。县政府作出112号通知前，未听取当事人意见，违反正当程序原则，本应依法撤销，但考虑到县政府办公楼已经建成并投入使用，撤销112号通知中有偿收回涉案土地使用权决定已无实际意义，且可能会损害公共利益。

[36]判决结果：确认违法（撤销无实际意义，且可能会损害公共利益）。上诉人平邑县人民政府只是根据上诉人吴加存等人的反映，审查了当时作出平政土清补字（2004） 327号文所依据的材料，并结合调查的情况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并没有告知被上诉人，说明撤销的根据和理由，听取被上诉人的陈述和申辩，因此，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背公开、公平、公正的正当程序原则，不具有合法性，一审予以撤销并无不当。

判例3. 潘龙泉诉新沂市公安局治安行政处罚案。（五）违反正当程序原则 判例1. 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案。

如听证通知的送达是为了确保行政相对人充分行使陈述权、申辩权，而行政处罚决定书的送达是为了使其产生法律效力，维护行政秩序。不过，从裁判理由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判例所涉的行政程序，法院在裁判中并没有区分被诉行政行为所违反的行政程序载有何种法律价值。

结合过去10年最高法院公布的判例，我们可以发现违反法定程序作为司法审查标准未能发展出更为精细化、多元化的判断标准。婚姻登记时须双方当事人亲自到场，此为颁发结婚姻证的程序要件。法院认为：思明区政府在强制拆迁时没有通知被拆迁人即上诉人施桂英及其家人强制拆迁日期，且上诉人思明区政府将搬迁的财物运送至安置房后，领取被搬迁财物的书面通知未实际送达被执行人，程序违法。对于这一点，立法者显然并没有意识到。

根据《行政诉讼法》（2014）第74条第1款第2项规定，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法院可以作出确认违法的判决。在判例2中，当行政处罚告知书被邮政局以原址查无此人和原写地址不详为由退回后，顺庆区安监局应该采用其他送达方式，继续履行送达法律文书的义务，但顺庆区安监局却放弃了这种努力。

[32]对判例1，我们可以看作它是在张成银诉徐州市人民政府房屋登记行政复议决定案之后最高法院又重申了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必须履行行政复议的程序通知义务。（一）未事先举行听证 判例1. 黄泽富、何伯琼、何熠诉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案。

因此，本文认为，应当引入本文上述行政程序三种分类理论，对违反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且又具有独立程序价值法定程序的干预行政行为，在被法院撤销之后行政机关不得再重新作出，以固化具有独立程序价值法定程序的法治理念。[16]焦明君、鲁昌松在整理判例中也发现，程序轻微违法主要是超过法定期限、未履行告知义务、送达错误、未按照要求公示或者听证等、违反程序顺序规定等类型，其中前三种类型的程序违法占比77%。